蘇區(qū)時期，中國共產黨人用樸實的行動詮釋——

什么是老百姓認可的政績

■郭文慧  馬曉敏

90多年前，在中央蘇區(qū)瑞金，我們黨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，用樸實的行動詮釋了一件事——什么是老百姓認可的政績。

一

1929年2月的瑞金大柏地，接連失利、轉戰(zhàn)至此的紅4軍，就像陳毅所說已經到了“彈盡援絕之時”。正值除夕，當地老鄉(xiāng)因為不了解這支隊伍，大都躲進了山里。為了打贏接下來的戰(zhàn)斗，毛澤東、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商議后，決定暫時借用老鄉(xiāng)家里的糧食應急，并寫下欠條。3個月后，紅4軍回師大柏地，把欠的糧食一分不少地全部兌還。經過這件事，當地老鄉(xiāng)都說“紅軍說話算數”。

《古田會議決議》明確指出：紅軍的打仗，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，而是為了宣傳群眾、組織群眾、武裝群眾，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。這不是一句空話，而是刻在每一個蘇區(qū)干部心里的行為準則。

在蘇區(qū)，我們能看到這樣再樸素不過的場景：為了解決沙洲壩村民常年吃臟塘水的難題，毛澤東帶頭破除“挖井壞風水”的舊俗，親手扛起鋤頭挖水井；朱德忙完軍務就下田，幫農民插秧收稻；張聞天戴著高度近視眼鏡，上山為獨居的紅軍家屬砍柴……還有被老百姓叫做“窮人的主席”的方志敏，他經手的款項數額很大。母親因為家里負債來找他要錢，妻兄為了營救因他被捕的妻子來找他籌錢，他都直言相拒——他當的是窮人的主席，手里的錢，只能為老百姓辦事。在他的領導下，贛東北蘇區(qū)迅速發(fā)展壯大，創(chuàng)辦了一大批廠礦，工業(yè)建設蓬勃發(fā)展，群眾生活日漸向上。

老百姓認的，永遠是說話算數、心里裝著他們的人。所以，后來蘇區(qū)發(fā)行公債支援革命，老百姓紛紛節(jié)衣縮食，哪怕忍饑挨餓、甚至變賣金銀首飾，也義無反顧、傾其所有踴躍購買——這就是老百姓用實際行動投出的“信任票”。

二

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，不是靠表態(tài)，而是要用心用情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，讓老百姓可感可及。1934年1月，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（以下簡稱“二蘇大會”）上說，“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”，要“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……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”。

“二蘇大會”上被毛澤東稱贊為“真正模范的鄉(xiāng)政府”——興國縣長岡鄉(xiāng)、上杭縣才溪鄉(xiāng)，之所以能成為全蘇區(qū)的“模范鄉(xiāng)”，沒有什么秘訣，就是把群眾的生活小事，當成了自己的頭等大事。

1933年鬧夏荒，長岡鄉(xiāng)群眾缺糧斷炊，鄉(xiāng)蘇維埃政府專門組織人手，從200多里外的公略縣調運糧食過來救濟；貧苦農民馬榮海家的房子被火燒了，鄉(xiāng)蘇維埃政府立刻發(fā)動群眾幫工捐料，3天就幫他蓋起了新房。在才溪鄉(xiāng)，紅軍家屬生病了，有人代請醫(yī)買藥、喂豬雞、看護老人小孩，解除了前線紅軍戰(zhàn)士的后顧之憂。

蘇區(qū)時期，只有240萬人口的贛南，33萬人參加紅軍、60萬人支前參戰(zhàn)，幾乎家家有紅軍、戶戶有烈士。老百姓有什么難處，黨和蘇維埃政府就想什么辦法。針對留守婦女參加生產和蘇維埃工作沒人帶小孩的難題，1934年2月，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人民委員部專門出臺《托兒所組織條例》，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辦托兒所，讓工農群眾的孩子能就近入托。為解決勞動力短缺、生產困難等問題，1934年1月，中共中央、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聯合頒布《優(yōu)待紅軍家屬禮拜六條例》，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、張聞天等領導和中央各部門的工作人員，帶頭執(zhí)行優(yōu)待紅軍條例，積極參加禮拜六優(yōu)待紅軍家屬活動，幫助紅軍家屬和貧雇農干農活。蘇區(qū)群眾發(fā)自內心地感嘆：“共產黨真正好，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?！?/p>

真正的政績，不僅要顧好眼前的柴米油鹽，還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。哪怕在敵人的嚴密封鎖和連天戰(zhàn)火里，蘇區(qū)的黨員干部也始終在做打基礎、利長遠的事。就拿文化教育來說，過去國民黨統治時，這里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只有10%左右，絕大多數窮苦孩子沒有讀書的機會。而在蘇區(qū)，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努力下，普遍建起了列寧小學、夜校、識字班等，大力開展掃盲識字運動。根據1934年1月江西、福建、粵贛三省的統計，2931個鄉(xiāng)里，一共有3052所列寧小學和勞動小學，在校學生近9萬人，蘇區(qū)的大部分適齡兒童都能免費上學。像興國縣長岡鄉(xiāng)，過去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老百姓，后來都能認四五十個字，少數能認七八十個字。毛澤東在“二蘇大會”報告中自豪地說：“誰要跑到我們蘇區(qū)來看一看，那就立刻看見是一個自由光明的新天地?！?/p>

與此同時，在政治建設上，蘇區(qū)推行民主制度，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》規(guī)定：凡蘇維埃共和國公民在16歲以上均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，工農勞苦民眾第一次享有了民主權利；在經濟建設上，成立糧食調劑局、對外貿易局，破解敵人封鎖帶來的物資短缺、物價飛漲難題；在社會建設上，改善醫(yī)療衛(wèi)生條件，開展移風易俗運動……就像方志敏筆下寫的，蘇區(qū)“到處都是活躍的創(chuàng)造，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”。

三

“蘇區(qū)干部好作風，自帶干糧去辦公；日著草鞋干革命，夜走山路訪貧農。”這支傳唱至今的興國山歌，就是老百姓對蘇區(qū)干部作風最直白的褒獎。

毛澤東在《反對本本主義》里說：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，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……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。他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講得更通俗：“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，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?！闭窃诿珴蓶|的大力倡導下，深入實際、調查研究，成了蘇區(qū)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。

中央蘇區(qū)第一位女縣委書記李堅真，1931年擔任福建長汀縣委書記時，就靠著“腿勤、手勤、嘴勤”的“三勤”要訣，經常往下面跑，往群眾家里鉆，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況和群眾需求，發(fā)現問題及時處理，把長汀縣治理得井井有條，毛澤東夸她“這個女同志不簡單”。

我們現在熟知的“抽多補少，抽肥補瘦”的土地分配政策，正是在一次次調查研究、從群眾的實踐中逐步完善出來的。1931年夏天，毛澤東向李堅真了解閩西土地革命的情況。李堅真反映，有人主張按人口平分土地，也有人主張按勞動力分，老人、小孩只分三分之一，婦女只分半份，婦女和多子女的群眾意見很大，提議“按人口平均分配”“中間不動兩頭平”。毛澤東把這些來自群眾的真實訴求和實踐經驗，總結成了“抽多補少，抽肥補瘦”的土地分配政策，順利推進了贛南、閩西蘇區(qū)的土地斗爭，讓貧苦農民第一次真正分到了屬于自己的土地。

蘇區(qū)的革命歲月，伴隨著國民黨的軍事“圍剿”和經濟封鎖，物資匱乏、財力緊張，軍民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。但越是難，蘇區(qū)干部越是吃苦在前、帶頭擔當，創(chuàng)造了被毛澤東盛贊的“第一等的工作”。

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前夕，由于蘇區(qū)的青壯年大多參軍上了前線，致使農村勞動力嚴重不足。其中，興國縣最為突出——全縣80%的青壯年都參軍參戰(zhàn)了，恢復和發(fā)展農業(yè)生產成了頭等大事。當時的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蔡暢，帶頭打破“婦娘犁田，要遭雷劈”的封建迷信，自己先學會了犁田、耙田，然后組織婦女成立耕田隊、勞動互助組，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耕田能手，帶領蘇區(qū)婦女撐起了農業(yè)生產的“半邊天”，有力支援了反“圍剿”斗爭。

蘇區(qū)干部從來不講價錢、也不講困難，正如蘇區(qū)女干部危秀英回憶的那樣，“執(zhí)行上級指示不過夜，上級指到哪里就干到哪”，再難的事，也能靠著一股子韌勁，干出實實在在的成效。今天，當我們回看蘇區(qū)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，就能從一個維度讀懂“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”的密碼——答案就在給老百姓還回去的每一斤糧食里，在3天就蓋起來的新房里，在一瓢瓢清冽的井水里，在孩子們讀書的課堂里……

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績，從來都是“為民辦事、為民造福”。政績好不好，最終的閱卷人是老百姓。這份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刻進中國共產黨人骨子里的初心，直到今天，依然保持著鮮活而昂揚的力量。